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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车软件怎么管

发布时间:2020-06-28 12:24:15 阅读: 来源:磁力泵厂家

“有了打车神器,叫车飞快,最近每天都能在食堂吃早饭”,记者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个朋友的这条留言后,下载并开始在手机上使用“嘀嘀打车”软件。

一年多的时间,手机“打车软件”发展神速,已经风靡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深圳等城市。大多数软件采取自愿加价的方式,通过乘客预约时在手机上点击“我要用车”,自愿选择加价0、5、10、20元,并发送一段语音说明具体的位置和目的地,之后,这段用车信息会自动传送到乘客附近的出租车司机手机中,司机可通过手机按键响应乘客的需求。

通过这款软件,乘客可以快捷地叫到正在附近运营的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也能因此获得更高的收入,降低空驶率。不过,“打车软件”风行也带动了大批的黑车浑水摸鱼“分一杯羹”,并助推了出租车变相加价与挑客现象。这使得两个月以来,全国范围内诸多城市纷纷出手治理“打车软件”武汉提出司机不得收取软件中设置的加价费用,深圳要求出租车司机卸载软件,而北京市出台规定称,要以授权许可的方式将符合条件的“打车软件”纳入官方统一约车平台。

“打车软件”:出租司机的“掌上明珠”

“遇到红灯停车的时候,就扫一眼手机,看有没有顾客叫车,遇到"好活儿"随时准备着"抢单"……一个月下来平均多收入几百元吧”

7月8日早高峰,北京下起中雨。记者乘坐出租车上班时,看到司机左前方的挡风玻璃处,用支架托起了一个手机;他座椅边上的储物盒里,还放着两部手机。司机李师傅告诉记者,这些手机都是“打车软件”公司送的。

软件公司赠送手机的目的,是为了让出租车司机使用其开发的“打车软件”。一年多以来,“打车软件”处于疯狂的开发期,为了做推广,有些软件公司的CEO带着员工尤其是美女员工,到出租车司机集散地,手把手地教会使用,不仅送流量、送手机,还送柴米油盐等生活用品;不仅把自己家的软件安装好、教会使用,有的还会把别家的软件悄悄卸载掉。

出租车司机青睐“打车软件”,因为它降低了空驶率,减少了司机盲目找活儿的费用支出。李师傅告诉记者,装了软件后,空驶率的确有所下降,不仅能够知道附近哪里有乘客,而且还能提前预知乘客要去的地点,这样的活“心里有数”。李师傅说,当遇到红灯停车的时候,就扫一眼手机,看有没有顾客叫车,遇到“好活儿”随时准备着“抢单”。车主如果自愿加5元、10元的话,还能有笔小费收入,一个月下来平均多收入几百元吧。

加价打车,这是出租车司机使用“打车软件”的又一动力。不过,最近一些城市相继叫停了软件设计时设置的加价打车功能。

行政管理:向“加价”宣战

武汉:严格使用计价器计价,禁止“加价”

南京:乘客使用“打车软件”主动向司机提供加价,不是客管处管理范畴

从媒体报道看,针对“打车软件”,最早出现的管理者声音是因“加价”功能引起的。武汉、南京等城市都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信息科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武汉市民和出租车司机下载使用“打车软件”,选择“嘀嘀打车”比较多,这个软件确实带有加价打车功能。出租车司机安装“嘀嘀打车”软件后,采取加价收费的方式营运,违反了《武汉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关于“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执行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这一规定,所以客管处向全市出租车运营单位下发通知,要求使用“打车软件”的驾驶员,在营运中严格使用计价器计价,严格执行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禁止收取“加价”。

“如果乘客投诉或者我们在检查中发现有司机收取加价的会对司机进行处理,但是目前也没有什么举报发生。”这位负责人说,客管处负有严格规范出租车行业管理的职责,但也只能约束司机,要求他们不要收取加价。他表示,武汉从未叫停过“打车软件”的使用,软件的出现对市民、司机来说都带来了方便。

南京市客管处办公室有关人士向记者澄清,“打车软件”可以使用,但不允许出租车司机借这个机会“提价”。如果是乘客主动议价,那是乘客的权利,是其为了提高打车效率的自愿付出,因此对于乘客使用“打车软件”中的加价功能,主动向司机提供加价费用,这并不是客管处的管理范畴。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接到使用“打车软件”加价打车引发的纠纷投诉。“这一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打车人和司机说好的、两厢情愿的价格,是不大可能引发投诉的。”

铁腕式管理:责令卸载与强力“招安”

姜明安:如果对“打车软件”设置“许可”,地方人大才有此设置权,政府与政府的有关部门无权设置“许可”

对“打车软件”的管理,深圳表现得“铁腕”。

据《南方都市报》、《解放日报》等媒体报道,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客运交通管理局下发《关于加强手机召车软件监管的通知》,要求深圳市各出租车公司对已经安装手机召车软件的驾驶员必须责令卸载,不得继续使用。如果有继续安装使用的,将按不诚信经营记入驾驶员档案,并列入量化考评。深圳为何下文禁止使用手机“打车软件”?《通知》透露的理由是,由于手机“打车软件”存在着广泛争议和监管质疑,对行业带来不稳定隐患,容易造成司机拒载和挑客。

最新出台“打车软件”管理政策的城市是北京。

据《新京报》、中国新闻网等报道,7月1日,北京市交通委公布《北京市出租汽车手机电召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提出手机电召服务运营商应用软件须经本市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备案,获得授权许可,接入行业统一电召服务平台,与出租汽车调度中心“96106”绑定服务、联合调派。而注册的驾驶员、车辆等信息须经行业统一电召服务平台认证后,方可提供服务。纳入官方平台后,收费标准统一为即时召车服务5元,提前4小时召车服务费6元。这一举措被民间视作以规范市场名义对各类“打车软件”的一场“招安”。

公众疑问首先是,政府有权强令卸载一款商业软件吗?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解析称,法律没有禁止的,老百姓都可以做;而法律没有授权的,政府都不能做。行政机关做出影响相对人利益的举动,都要有法律法规、至少是规章的明确根据。深圳在禁止出租车司机使用“打车软件”之前,要先把法律规定的依据拿出来。否则这种禁止就是广义上的违法行政。

其次,对北京“备案”与“授权许可”式的管理模式,姜明安教授称,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是备案是可以的”,姜明安说,备案相当于做之前打个招呼,让主管单位知道有人在做“打车软件”,要是发现问题,方便查找管理,这有利于管理新生事物。“二是许可是于法无据的”,姜明安说,许可就是先要经过主管单位同意才可以做某件事儿。但是行政许可是法律与法规才能设定的。如果北京市要对“打车软件”设置“许可”,北京市人大才有此设置权,北京市政府与政府的有关部门是无权“许可”的。

“打车软件”走向何方

管理是必要的,但对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与行政手段的过度依赖问题,应当反思和改变

行政管理之所以频频介入“打车软件”,据媒体综合各管理者声音,一是由于加价功能实际上打破了政府的统一定价,涉嫌价格违法;二是软件无统一准入标准和规范,易被黑车浑水摸鱼;三是易引发其他纠纷,存在安全隐患,譬如在实际使用“打车软件”当中,也出现了司机误点、爽约或者乘客爽约等问题,甚至还有司机朋友“挑肥拣瘦”、“舍近求远”等挑客行为,导致乘客不满,从而引发纠纷。

至于黑车浑水摸鱼问题,姜明安称,黑车是政府应当治理的,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运营行为,但黑车和“打车软件”没有什么关系。不能说有了黑车趁机混入,就禁止正规出租车司机和老百姓使用“打车软件”方便生活。

至于加价问题,江苏省江阴市政协委员、苏州大学兼职研究员张晓东称,软件设计中的加价功能,乘客可自主选择,不存在强迫。“如果在某个时段,打车人判断不加价也会很快叫到出租车,他就不会加价,也就是说在供求关系基本平衡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加价的。那么,在供求关系不平衡、供小于求的时候,加价叫车才会产生。而加价行为本身也可以改变供求关系,这就是市场调节的方式,加价其实就是适应市场规律的一种做法。”

张晓东认为,“打车软件”提供的加价功能实际上打破了政府的统一定价,相关部门认定其违规并非完全没有依据,但是政府该不该“叫停”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涉及到长期以来针对出租车的计划经济式的管理思路要不要改革。他认为,出租车运营具有一定的商业性质,会受到市场供需波动的影响,如果是在乘车高峰、供需矛盾比较突出的时段,应允许价格适当浮动。

至于司机“挑肥拣瘦”等挑客行为,并不是“打车软件”出现后才有的新情况。首先,以北京为例,据《北京晚报》报道,目前北京全市共有6.66万辆出租车,20年来一直未增加。但北京的城市面积在不断扩延,城市人口也在增加,目前运能缺口为日均40万人次。其次,正如李师傅对记者所说的,部分司机高峰时段拒载,天气不好和道路拥堵是主要原因。堵在路上不挣钱,的哥不爱拉活儿;恶劣天气如果出了交通事故,维修费用都是司机自理,他们也不爱拉活儿,这使得某些时间段的供需失衡更加严重。

张晓东称,其实出租行业已经企业化运作,但政府的管理还是计划经济的一套模式,主要是政府定价、政府控制规模,这就产生了矛盾,真正的市场化才是解决矛盾的根本出路。

张晓东说,由于多种原因,像钢铁、水泥等行业上项目都是需要审批的,但多年来恰恰没有管住管好,以致造成产能严重过剩。相比之下,家电、服装等行业早已走上市场化轨道,不用政府审批,靠市场优胜劣汰,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信息消费领域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近几年快速发展,2012年我国网民总数已达5.6亿人,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超过8万亿元,今年一季度达2.4万亿元,同比增长45%。这说明,该审批的审批不严格、执行不到位的,费力办了事而又事与愿违,还不如已放给市场的。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反思。

他认为,透过小小的“打车软件”在两个月以来频频遭遇的各地政府出手治理,这其中除了依法行政的思维和手法有所欠缺之外,对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与行政手段的过度依赖,也是在出租车管理上应当反思和改变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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